讲陈巴尔虎旗故事——儿马

编者按:

改革开放初鱼类、野生动物皮张，野生药材、木材等资源价格的上涨，及环境法制建设的滞后使得“渔猎采集时代”又回光返照，吸引了大量“淘金者”。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中叶，富饶、美丽的牧区成为东北周边农区务农人员北迁的目的地之一。我旗迎来了又一次移民潮。这个期间户籍人口约增加了上万人。大部分人从事打零工、渔猎采集业，生活稳定立足后从事了养殖业及各类副业。

本文讲述者是改革开放初来到我旗生活的那一代人，他的奋斗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证了我旗群众从靠资源生存，到靠流通发展，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到共同建设北疆的历程。折射出这一代个体劳动者在时代的变革中解放思想，融入牧区生活，对幸福生活的艰辛探索和追求。本文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并隐去了讲述者姓名。

儿马是牧民对种公马的俗称，但它可不是普通公马，那是马群里的“部落酋长”。现如今，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人们对于马的需求逐步淡化。在没有现在的这种发达的交通工具的那个时代，马是人们最得力的交通工具，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马都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现如今，草原上的马群也在迅速缩小，从浩浩荡荡的动辄千匹百匹，逐步缩小到牧民家里面排在羊群、牛群之下的最小规模了。

虽然时代在变迁，需求在改变，但我作为曾经的马倌，那些与上千匹马为伴的日子，尤其是与那些马群中彪悍的儿马较劲的时光让我难以忘怀。

拍摄于2020年9月  蔡乐铭先生在呼和勒重孙子乃日乐家牧场上的留影

 儿马是种马，它不只是单纯地保障母马受孕产下马驹，还需要让马群里面的公马成为“佼佼者”，去更好地带领马群。

1968年，我作为城市来的草原新牧民，从骑马、放羊开始，逐步熟悉牧业生产。从最初给牧民家当羊倌，到我自己承包了生产队的数量达到两千多只的羊群。到次年的时候，我又放牧了一群牛，而且其中半大牛犊子占多数。寒冷的冬季来临时，生产队长恩和扎布安排我给队里的马群打更，我才算正式担任了副马倌。所谓打更就是放夜马，那可是生产队里独一无二的工作。

当时我们队的马群总数是一千八百匹，其中儿马三十三匹，母马八百有余，其余的就是小马和骟马。骟马就是除有生育功能的公马以外，在马群里面是很重要的存在。无论是牧民日常的骑乘，军队骑兵部队的军马，还是农村耕地跑运输的主要劳动力，都是骟马发挥着重要作用。

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成百上千的马群

每年正月初五，是我们陈旗西乌珠尔公社希格登队马群骟马的日子。八百匹母马产驹，其中大概率产下百分之五十的公马。这天过后，四百匹公马就正式成为成年骟马了。

马群打更的苦，没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它应该是草原牧民最艰苦的工作。尤其在冬天，我们去克服最低零下五十多度的严寒，其寒冷程度不单单是一身服装能够抵挡住的。平时冬天放牧的牧民们脚下穿的必须是比各类皮暖靴更能够抵挡严寒的毡疙瘩，然后是蒙古袍、皮帽子。而仅仅一个蒙古袍就需要八张老羊皮才能制作完成，重量至少也有二十多斤。而作为马群打更的服装，除了这些以外还要在一双毡疙瘩外面再套上较厚的山羊皮制做成的皮囊。身上除蒙古袍以外，也必须套上同样由八张山羊皮制作的皮大氅，就这样全副武装，但唯独不能带皮手套，因为必须要手握套马杆子套马，因此只能靠优质皮毛做的“马蹄袖”来保暖，这样才能灵活地套马。连打更的马鞍子也要换上更加宽大的脚蹬子，整个算下来，其重量就可想而知了。

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彪悍的儿马 

儿马是经过千挑万选，无论从血统、身材、能力还是气质上都必须达标，尤其在能力上，它们都要在生存过程中不断的锤炼，从而才能有足够能力去带领整个马群。而且，儿马必须凭自身本事去扩大自己的马群，简而言之，就是要拥有尽可能多的母马以及母马旗下的马驹子和成年煽马，去形成以儿马为核心的马群，保障每个母马能够及时受孕、产驹，去保证和提高马群的经济效益。儿马也必须要有能力去率领母马抵御狼群的袭击，守护小马驹子的顺利成长。

草原上的马群很多，虽然草原面积广阔，但偶尔也会有两个马群混群的现象，这个时候就能够充分展现儿马的组织能力、管理水平，并能够看出马队的凝聚力。在两个马群的马倌和副马倌（马群打更的就是副马倌）的努力下，分别把自己马群中有数的儿马分开两边，随着儿马的嘶叫，两个马群就这样顺利分开了。

拍摄于 2023年7月30日  蔡乐铭回西乌珠尔省亲时与下乡生产队时的同龄人查幹巴拉合影

随着对马群的全面熟悉，牧民经验也不断丰富起来，我这个副马倌对马群的掌控力也是越来越游刃有余。起初我得昼夜跟着马群，后来沉重的打更服装不必天天穿上，也不必寸步不离地紧跟马群，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季节、风向，在熟练掌握了马群的活动规律的前提下，由昼夜跟随到早起晚归，就是晚上记住马群所在位置，然后回蒙古包睡觉，早晨必须在太阳升起之前骑马赶到明确的预定位置，这个时候马群还没有快速移动，能够很容易找到马群然后清点儿马数量。只要三十三匹儿马都在，整个马群自然就完整无缺，事实上就是完全相信了儿马的组织管理能力。当然，偌大的马群就是骑马快速走上一圈，清点完儿马数量起码也需要一个多小时。

从远处眺望时，马群就是一个整体，无论是长途迁徙还是赶着马群去饮水，都是浩浩荡荡，来去如风，尤其是下山去海拉尔河饮水，远远望去，干渴的马群像潮水一样冲下山梁，其气势磅礴，场面非常壮观。

奔腾在草原上的马群

而当近距离地观看时，马群的一般状态是松散并大面积散开。每个儿马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领地意识强烈，内行人不必仔细观察，就知道大马群就是由一个个儿马和自己旗下的母马小部落组成的联合体。儿马严守自己临时划定的边界，守护着自己的马群。在儿马之间，越界就是挑衅。守护边界和争夺母马的战斗往往是一触即发的，决斗几乎天天都有发生，两个儿马彼此撕咬，甚至立起来疯狂决斗的场面更是马群的常态。马倌的职责之一就是给精心选育的年轻儿马和刚刚成年的母马组建家庭，然后根据儿马自己的能力逐步扩大。自然法则是残酷的，经过观察，那些没有能力去组织、扩大自己马群和领地范围的年轻儿马以及年老体衰的儿马，最终都会被淘汰。

随着骑马，驯马水平的不断提高，我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生个小马甚至成年母马都训了个遍，驯马经验自以为越来越丰富了，直至把目光盯上了强壮如虎的儿马。

拍摄于2018年9月9日  天津知青西乌珠尔下乡50周年纪念联谊会的合照（后排右四：蔡乐铭）

1970年底，我从扎兰屯农牧学校毕业，成为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的注册兽医。我除了在不同季节游走散落在不同地方的羊群之间，对羊群分别进行巡诊，并组织牧民进行一年两次给每只羊打防疫针、进行驱虫、灌药这些工作以外，由于马群的规模更庞大，问题更多，我的主要工作还是集中在马群内。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工作之余，我驯马的瘾也是越来越大了。

草原上有专门的规矩，去鼓励牧民进行驯马。只有驯出来的马才能按照人的意愿去做。所以草原上的规矩就是，谁训练出来的马，在一年之内就归谁骑乘，并且还能从中挑选更优秀的马作为自己的固定乘马。一般牧民都有自己固定骑乘的两匹马，而能够驯马的牧民的马匹自然就多。驯马既是本事，也是牧民的骄傲。

拍摄于2018年7月20日  蔡乐铭先生与西乌珠尔苏木牧民的合影（右二：蔡乐铭）

经过充分准备，在好几位马倌和牧民的围追堵截下终于牢牢地套住并控制住了我中意的一匹儿马。枣红色的儿马身材高大彪悍，从上到下都透着一股霸气，其皮毛发光，浑身上下犹如锦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长长的鬃毛威风凛凛几乎接触地面。在马群内，为了保证其权威和野性，只有儿马不剪鬃毛，看上去不怒自威。

枣红儿马

自以为经验丰富的我毫不畏惧的上前，在好几个牧民和马倌的协助下用极快的速度给这个儿马戴上龙头、嚼子，扣上马鞍，用力勒紧马肚带，同时翻身上马，把马笼头的末梢牢牢地系在左手掌心，左手拽紧马嚼子，右手甩出精致漂亮的马鞭子，然后吩咐大家放手。

恢复自由的马先是一愣，随即一跃而起，一面嘶叫着，一面用全身的力气上蹿下跳使尽所有的手段要把我扔下马背。不愧是儿马，发力猛、动作快、持续时间长，难度超过了我平时训的任何一匹马。好在我早有准备，半蹲在马背上，屁股悬空，减缓上下的冲击力度，时刻保持身体平衡。马都是打老实的，就是高大威猛的儿马也不例外，在保持身体平衡的状态下我的右手挥舞马鞭，上下左右用快速的抽打儿马的身体，儿马则拼命挣扎，跳的更高，动作更猛，速度更快。我则一面抽打，一面尽可能快的调整身体姿态。尽管如此还是几次险些失去平衡，好在我反应迅速，沉着冷静，把自己牢牢的固定在马背上。长时间的拼搏终于耗尽了儿马的体力，停止了挣扎，我也把挥舞的马鞭子停了下来。我和儿马都是一身汗，看着马的身体似乎每一块肌肉都在颤抖，我则缓慢驱动马的身体，带动儿马开始学步，儿马也适应的非常快。在旁边密切注视着我的马倌和牧民也都聚拢过来，带动儿马开始学步，开始是慢慢地走，儿马适应的非常快，大家很快就在马群里面并排闲庭信步起来。

拍摄于2023年8月29日  驰骋在草原上的蔡乐铭先生

为了巩固儿马的学习成绩，并彻底地驯服儿马，我决定把它骑回队点，没想到这个糟糕的错误决定竟然酿成大祸，险些要了我的命。希格登队离当时的马群所在位置仅有二十多里地，按照马平时的速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走到半路的时候，儿马突然发了疯似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疯狂地发力，把猝不及防的我从马背上高高抛起，重重的摔倒在地。与此同时，儿马扬起粗壮有力的后腿，结结实实的踹到了我的裆部，剧烈的疼痛几乎让我昏死过去。我挣扎着抬头，看见儿马正在向着马群的方向凄厉的嘶叫，我瞬间明白了儿马发疯的原因。好在我平时的习惯是始终把马笼头的缰绳末梢牢牢地攥在手里，就是一不留神摔下来马也跑不了。来不及多想，我趁着儿马走神的瞬间一跃而起，迅速跳上马背，儿马不甘心失败又一次疯狂地动起来，企图把我再次扔下马背。我不给它机会，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痛打，儿马只好乖乖的听从了我的命令。

我的错误就是不应该骑着儿马离开马群，毕竟人家是几十匹母马的带领者，马群里面还有母马、子马等待它归群。在马群里面驯服儿马情有可原，但离开马群则意味着生死未卜、妻离子散，也难怪儿马发疯了。

拍摄于2018年7月20日  蔡乐铭先生与牧民们的留影

但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现在就把它送回马群，必须坚持骑回希格登队部，儿马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一路上再也没有闹腾。

第二天，我骑着儿马再次回到了马群，换回了我的“草上飞”，儿马欢天喜地的回到了自己的马群中，我却为了这次失误瘸了五年腿。

直到我离开草原，来到大庆工作以后，我的老妈才知道了这个情况，她为了给我治病四处寻医问药，终于找到了一个老中医的祖传秘方。我也是乖乖的听话，一连吃了三个月的“大药丸子”，是老妈的努力，更是老天爷的宽厚，三个月后我的病情霍然而愈，两条腿恢复到了从前，再次健步如飞。

拍摄于1983年  蔡乐铭先生与其家人的合影（后排左一为蔡乐铭、后排右一为其妻子蒋桂珍）